小心製作筆錄前與警察的「閒聊」～最高法院99 年度台上字第1893 號判決
警察在正式製作筆錄前，通常會與被訊問人聊天，一則瞭解案件內容、當事人性格，一則使對方鬆懈心防，營造出「警民合作」、「乖乖配合調查就沒事」的氛圍，但這時閒聊的內容可否當成證據，或是警察可否以閒聊時聽聞到被告透露與案情有關之事項出庭作證，就很有問題。最高法院99年度台上字第1893號判決，就處理到這樣的爭議。
案件背景大概是警察在逮捕一名持有K他命的犯人後，與犯人閒聊時，犯人坦承購買K他命有販賣給他人的打算，但是犯人在被逮捕翌日第二次警詢筆錄中翻供，否認前情，並稱是受到警察逼問，受威脅若不承認就不製作筆錄，犯人不得已之下才配合。
在審判時警察作證說犯人被捕後製作筆錄前有承認有販賣的意圖，因此用該名警察的證詞與警詢筆錄將犯人定以販賣K他命罪。然最高法院認為刑事訴訟法第九十五條、第一百條之一、一百條之二關於告知受訊問人得保持緘默、選任律師、調查有利證據與訊文時應錄影錄音等規定，縱使在未正式製作警詢筆錄前的閒聊，亦有適用。並援用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九條第二款規定於拘捕時應受告知權利，因而認定該警察證詞與警詢筆錄證據能力有問題。
通常在歐美影劇中常看到警察在逮捕犯人後會唸一串經文，就是
赫赫有名的「米蘭達警告」：「你有權保持沉默。你所說的一切
將被作為呈堂證供。你有權請律師，如果你請不起律師，法庭可
以為你代請一名 」
（You have the right to remain silent. Anything you say can and will be
used against you in a court of law. You have the right to have an
attorney present during questioning. If you cannot afford an attorney,
one will be appointed for you. ），然而我國刑事訴訟法第95條規定：
「訊問被告應先告知左列事項︰一、犯罪嫌疑及所犯所有罪名。罪名經
告知後，認為應變更者，應再告知。二、得保持緘默，無須違背自己之
意思而為陳述。三、得選任辯護人。四、得請求調查有利之證據。」
雖然內容更完整，但請注意是在「訊問被告時」而不是在「逮捕或拘提
被告時」，因此警察在正式訊問前以閒聊方式對被告套話，作證時再將
聽聞內容用以指證被告，明顯是「鑽法律漏洞」。
最高法院此份判決應該值得大書特書，並作為將來修法時的參考。雖然筆者對該案發回更審後的結果不樂觀，就如同美國的米蘭達案一樣，最後米蘭達仍被定罪，至少它可以為通案樹立重要的程序正義。
最高法院9年度台上字第1893號判決要旨如下：「犯罪嫌疑人在刑事調查程序中享有緘默權（拒絕陳述權）、辯護人選任權與調查有利證據之請求權，為行使其防禦權之基本前提，屬於人民依憲法第十六條所享訴訟保障權內容之一。國家調查機關對於此等訴訟基本權，應於何時行使告知之義務，攸關犯罪嫌疑人利益之保護甚鉅。刑事訴訟法第一百條之二規定，於司法警察官或司法警察「詢問」犯罪嫌疑人時，準用同法第九十五條有關告知事項及第一百條之一錄音、錄影之規定，俾犯罪嫌疑人能充分行使防禦權，以維程序之公平，並擔保其陳述之任意性。此等司法警察官或司法警察應行遵守實踐之法定義務，於其製作犯罪嫌疑人詢問筆錄時固不論矣；即犯罪嫌疑人經司法警察官或司法警察拘提或逮捕之後，舉凡只要是在功能上相當於對犯罪嫌疑人為案情之詢問，不論係出於閒聊或教誨之任何方式，亦不問是否在偵訊室內，即應有上開規定之準用，而不能侷限於製作筆錄時之詢問，以嚴守犯罪調查之程序正義，落實上開訴訟基本權之履踐，俾與「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九條第二款規定於拘捕時應受告知權利之精神相契合，並滿足擔保此階段陳述任意性之要求。如有違反，並有刑事訴訟法第一百五十八條之二第二項規定之適用。」
2010/07/01 洪士淵律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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